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市中心占地500多亩的天安门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成千上万身着制服、臂戴红袖章的15至20岁的学生，国防部长林彪是这次集会的主要负责人。当朝阳在东方戏剧般地升起，为这个著名的革命前天国平安之门红色的城墙涂抹上第一缕霞光时，毛主席出现在城楼的检阅台上。那些在夜里冷得浑身瑟缩的男女孩子们的通宵达旦地飞旋在广场上空的歌声，霎时间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继而，又变成了一片狂喊声。毛主席当时身穿橄榄绿军服，军帽压得很低。在主席的身后和下方，是他的巨幅画像。一些建筑物上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早已过时了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马、恩、列、斯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竖立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两边。整个广场完全被数以千计的红旗燃烧成一片火红的海洋。毛主席让其他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发表讲话，他本人不时地向满腔热忱的人群频频挥手。电视转播了他和青年人在一起的全部实况，并且还拍摄成了电影。他同一组红卫兵“交流了革命经验。”当天的晚些时候，一个漂亮的红卫兵女孩被允许登上城楼，给他在军服上佩戴红卫兵袖章，毛主席以他本人的权威，通过接受红卫兵袖章，表明他对新生的红卫兵运动给予高度的重视。在接受袖章的过程中，毛主席建议将这个女孩的名字“彬彬”(文质彬彬的意思）改写为“要武”(尚武的意思）。在整个事件中美中不足的是，其主要讲演者林彪有气无力的声音。他念讲稿时，大家私下将其描述为“虚弱而单调的声音。”尽管他已获得终生野心勃勃都想得到的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一尊号，并取代刘少奇成为共产党内第二号人物，可是他看上去仍像是心事重重和惴惴不安的病态。林彪在讲话中，以不现实和夸张的方式，对主席大力颂扬，甚至还用了“世界革命的天才”的词句。林彪号召横扫一切“旧事物”，打倒所有的“走资派。”当时，刘少奇仍是国家主席，他也被摄入纪录影片，而且只是刚刚获知，他的正式列名地位已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他面无笑容，局促不安，闷闷不乐地在检阅台的后面踱着步。周恩来总理似乎不太喜欢这种壮观的游行场面，他显得非常轻松。在炎热的8月的日子里，他穿着一件开领短袖夹克衫，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身穿蓝色的长袖毛式服装。周总理在讲演中，表达了对人民的问候，同时希望北京的学生像好客的主人那样，去接待成千上万从外地涌进北京的串联者。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其内容主要是攻击资产阶级习俗。陈伯达主持了这次大型集会，同时他被任命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次集会后，红卫兵的革命激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程度。此后，在北京又举行了七次更大规模的集会。那年秋天，为了使红卫兵行为降温，林彪提醒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北京和各省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使政治局和领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初露端倪。而这场斗争于10月17日在北京出现号召人民“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巨幅大字报中公开暴露出来。翌日，声势浩大的红卫兵集会上的标语更换了三次。 报道开始盛传，新的一轮危险的斗争正在进行，而后果未卜。数百万参加集会的人们都很失望，因为，集会上通常的讲演和对毛主席颂扬的做法，被党的领导们以乘车通过天安门广场，然后解散集会的方式取而代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常以自己超人的才智和魅力去劝解、说服红卫兵。新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像重要的中央军委一样，搬进了中共中央办公大楼。但是中国共产党稳健派发表的公开文告，明显地逐渐要求那些进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在数量上要减少，要他们回家后再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在8月至11月之间，先后有1300多万男女青年到过首都。另外，不少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游动着，他们洗温泉，逛名胜或瞻仰诸如毛主席出生地——韶山之类的共产主义圣地。这对全国铁路运输造成的压力太大了。11月25日、26日在北京举行最后一次大型集会期间，红卫兵得知，他们是当年最后一批进京者，这样的大型集会在“1967年转暖以前将不再举行了。”此外，中国政府还提醒红卫兵，他们必须在12月20日之前离开北京，届时将不再提供免费乘车和免费食宿。曾经与红卫兵合作的解放军政工人员接到命令，将红卫兵送上火车后，再返回自己的岗位。人们猜想，毛主席曾受到周总理的责备，因毛主席后来承认是他造成了全国灾难性的混乱，也是他同意红卫兵大串联，致使运输系统被搅乱。据报道，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如果你们为此大发牢骚，我不会责怪你们。”他还确认，对于他 本人直接指挥红卫兵造成的暴力性冲击感到震惊。毛主席辩解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嘛，虽然他对造成的这些错误使一些人死亡，尤其是对他本人的错误没有否认，但是毛主席宣称，共产党用了28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而文化大革命才仅仅进行了5个月。毛主席强调了他的观点，“经验只能在5年以后才能获得，”但他没有具体地说明这魔术般的5年过程，也没有详细地讲明他在早些时候所说的“几个月的动乱”并不是一件坏事的理由。大概在这时，毛主席再次离京去杭州。按毛主席的指令行事，江青似乎起着公开指挥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作用。虽然江青当时还不是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处理了电影界的“坏分子”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了党的领导机构。12月初的一天半夜，红卫兵抓了彭真(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几天后，又抓了曾使江青不快的中共中央前宣传部长陆定一、失宠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杨尚昆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一两周后，已被软禁了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被军用飞机载回北京。这一系列的抓人行动全都发生在中央委员会发布一项严禁红卫兵非法逮捕、拷问和关押人员的命令之后。现在人们知道，该命令是按周总理的意图颁布的，他当时已深切地关注到红卫兵的不法行为。陈伯达和江青几乎不愿去参加那次中央委员会议。然而，依然存在着一个阴沉的猜疑，即使不是江青授意进行这次大拘捕的话，也肯定是她指挥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将前国防部长用军用飞机从成都载返首都的。紧接着这次大拘捕，文化革命最劣迹昭彰的事件之一于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发生了。当时彭真、罗瑞卿和杨尚昆被押上台，受到万名红卫兵的“公审”。人群尽情地从这嘲弄、指指戳戳和荒谬的心理大摧残中取乐。周恩来总理留在北京经常通宵达旦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办公室工作。白天，他用全部时间去确保行政机器，能在红卫兵引起的骚乱的压力下继续运行。总理也为使红卫兵领袖们采用一个更温和的政策做过多次尝试。但这一点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尽管毛主席要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致使党的军界地位大破坏，但应公平地承认，他确实曾有过这类应被炮打的“司令部”的案例。不仅在北京，而且在不少省和县里，很多党的官员形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的上流社会，享受比群众高得多的生活标准。当时，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步了俄国共产党的后尘。他也曾想摧毁这个正在形成的新贵族阶层。很多高级干部在文化革命中遭到了清洗后，党的另一部分领导人就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官僚机构里的低效率导致了后来周总理下决心，不仅恢复了邓副总理的职务，而且还恢复了国家、军队和党内很多前官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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